对话童增:民间对日索赔破冰 胜利终会选择正义一方

2014-07-15 09:11:3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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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7月14日电(记者 任沁沁)13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北京接受委托,全权代理“潘家峪村惨案”受害者全体遗属和幸存者,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若能顺利立案,这将是中国二战大屠杀受害者首次通过国内法院集体控诉日本政府。

    从1990年发表第一篇“民间对日索赔”万言书,童增的重心就没再偏离过这个主题,他也因此被众多受害者称为“恩人”和“民族英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聚焦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若干问题,童增14日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潘家峪村国内“状告”日本具里程碑意义

    记者:潘家峪村在国内起诉日本政府,此事怎么定性?有何意义?

    童增:这是大屠杀受害者在国内起诉日本的第一例,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该案由基层组织潘家峪村在国内法院直接控诉日本政府,索赔金额60亿元人民币为当前对日索赔个案中最高,一则反映屠杀惨案给潘家峪村带来的惨重灾难,二则希望以此揭露日本篡改侵华战争历史的丑陋面目,反制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追究日本应当承担的罪行责任。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并未进一步追索日本战争责任,导致今天日本以极其荒谬的借口逃避对中国民间和个人受害者的诉讼赔偿责任。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道路始终不平坦。

    如果此次潘家峪村国内状告日本能顺利立案,将是对国际法的一次重大贡献,具有重大示范效应。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困境开始打破

    记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困境是什么,是否有突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法院从日本转移到国内,有何意涵?

    童增:基于主客观因素,从1995年到2007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大多选择在日本法院。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被动态度和重重设障,诉讼案件几乎全部遭驳回或败诉。日本政府实际上关闭了在日本司法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的大门。

    2005年左右,我们开始寻求将诉讼地转移到国内。2006年起,山东、河北、重庆、浙江等地的一些二战受害者将诉讼材料递交给当地法院,但均未获受理;其重要原因是中国法律并未有关于战争赔偿方面的规定。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20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全国人大立法支持民间对日诉讼。

    今年3月18日,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这是中国法院首次受理掳日劳工诉日企案。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路上的重要转折点。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类似诉讼在国内展开。

    此次“潘家峪村惨案”在国内诉讼,是大屠杀幸存者第一次拿起法律武器,要求日本国谢罪赔偿。这是大屠杀受害者对日索赔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说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开始破冰,走出困境。


中国从未承诺放弃民间对日索赔

    记者:日本拒绝承担责任的最大理由是中国政府1972年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战争赔偿,您如何看?

    童增:作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标志,1972年9月中日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其第五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不过,中国政府的这项承诺仅仅指的是政府索赔,而并不包括也不影响中国民间和个人的对日索赔权利。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多位领导人对此已多次阐明立场。

    根据国际法规则和国际惯例,《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承诺放弃的只是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赔偿要求权,并非中国国民个人对日本方面的赔偿要求权。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德报怨的民族,“哪怕你做错了事情,我都可以原谅”,然而事实看来,我们越是友好、忍让,越是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所以,今天我们要通过民间索赔,帮助日本恢复历史记忆,阻止其开历史倒车,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应该向德国学习。1952年,虽然法国政府宣布放弃对德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当时的西德政府仍然对二战期间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赔偿。

    公开“血泪”档案铁证日本侵华史

    记者:中国陆续公开有关日本侵华罪证的文件档案,您个人也在年初公开万封信铁证日军罪行,相关史料的公开有何意义?

    童增: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日本选择了“失忆”,甚至美化侵略,粉饰罪恶,蒙蔽国民。中国政府公开日本侵华档案,向世界铁证日本在中国犯下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罪行,是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具体工作,是世界对反法西斯战争进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从1991年到1993年,我陆续收到一万余封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的信件,寄信人遍布海内外,写信的有受害者本人、也有受害者亲属,涉及领域包括细菌战、慰安妇、强征劳工、大轰炸、大屠杀等。

    二战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至少有41758名中国劳工被强掳充当苦力,而细菌战、大屠杀中的死难者,数目之多则已无法统计。与统计数字相比,这万封“真人真事、字字血泪”的书信拼在一起,就是日本侵华罪行最真实的全记录。

    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中的战争“活证人”相继含恨离世,我选择今年公开这些包含血泪的控诉信,用成千上万中国普通家庭的悲惨记忆,为历史作证。

    日本政府必须承认罪恶,承担责任,牢记历史,以史为鉴,这是日本唯一自救之道,也是避免战争悲剧重演的必经之路。

    坚持抢救真相、讨回公道

    记者:坚持对日索赔20多年来,有什么特别感慨?

    童增:20多年来,越来越多受害者离开我们,越来越多受害者联合在一起,勇敢地用活生生的历史,为死难同胞讨公道。过程比结果重要,我们会坚持抢救真相、讨回公道。

    20年前,日本社会对于当年的战争罪行缺乏最起码的认识,普通日本民众心中根本就没有“赔偿”的概念。如今,越来越多有良知的日本媒体、民众了解了侵华战争的真相,选择支持我们。日本数百位律师成立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十多年来无偿为中国受害者提供法律和资金协助;10万日本人曾签名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

    过去的几十年,中华民族没有抓住要求日本赔偿民间损失的历史时机,今天正在经历全面崛起的中国,有能力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尽管日本安倍政府裹挟着日本走向危险的不归路,但胜利终究会选择正义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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