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举行。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等6个考古项目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此外，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青铜时代遗址、陕西旬邑县西头商周时期遗址、四川盐源县老龙头青铜时代墓地、浙江温州市朔门古港遗址、山东济南市元代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地等6个项目被评为入围项目。

(资料图片)

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

迄今欧亚内陆同时代最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坐落于汉江北岸，曲远河口西边。东北距青曲镇约10公里，东距郧阳城区约40公里。遗址的海拔高程为160米-287米。

据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陆成秋介绍，学堂梁子遗址于1989年、1990年发现两具直立人头骨化石（俗称“郧县人”），是一处集古人类化石、古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三位一体的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保存了100多万年来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

2022年5月18日，在距“郧县人”1号头骨发现地不远处，“郧县人”3号头骨面世。发掘所揭示的人类化石的空间位置、埋藏情况和沉积物信息，以及所展开的地层对比分析皆表明，“郧县人”3号头骨与以前出土的1号、2号头骨位于同一套地层中。地貌位置、地层序列和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显示人类化石埋藏于早-中更新世地层中。

“郧县人”3号头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保存完好，形态基本正常，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形，被专家认为，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专家还称，本次发掘的收获为实证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讲好东方人类故乡先民演化和文化发展的故事，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依据与信息。

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

为解决旧-新石器时期过渡问题提供研究材料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属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

近三年来，考古人员在该遗址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初步了解了遗址的文化内涵，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划分为五组。尤其以第一组和第二组遗存（2022年发现）最为重要，文化面貌比较相似。

据项目负责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战护介绍，第一组遗存距今10400年-10000年左右，发现6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7-1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极不规则，西北部深，东南部浅。房址内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第二组遗存距今9200年-9000年左右，发现4座半地穴房址，面积8-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不规则，西北部深，东南部浅。房址内主要出土陶片、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

四台遗址出土的锥形石核（一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专家表示，四台遗址第一、二组文化遗存，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体现出了稳定的定居方式。其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

赵战护称，这不仅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为解决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目前年代最早、布局最严整的“宫城”结构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第一大塬地。遗址于1957年调查时发现，1984年-1986年和1994年-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在近两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处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中心聚落，碳14测年距今约5100年-4700年。

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队员张小宁介绍，遗址核心区有9座呈倒“U”字形对称分布的大型夯土祭台，“九台”外侧有两道环壕，环壕和“九台”围成约30万平方米的遗址核心区。在“九台”中央偏北发现一座面积360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宫城”，加上“护城河”有上万平方米，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布局最严整的“宫城”结构。

“宫城”区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宫城”中部偏北是主殿，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夯土墙体宽约1.5米，残高约2米。主殿由“前厅”和“殿堂”两部分构成，东西墙外侧还有散水台。前厅内有三排柱洞，殿堂内有两个直径约1.5米的顶梁柱柱洞、一个直径约3.2米的大型火坛。前厅和殿堂之间的墙中开三门。这是目前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大型宫殿建筑。

南佐遗址出土的特色陶器。图/视觉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人员在主殿东侧祭祀空间发现了数百万粒炭化稻米。张小宁称，如此大量稻米集中发现在黄土高原前所未见。

专家认为，南佐聚落如此巨大的规模，“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是黄土高原出现区域王权的有力证明，出土物还体现出存在稀缺资源的远距离贸易或控制。这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黄土高原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对于客观认识黄土高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

殷墟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超4万平方米

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其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南北两岸。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商王朝的陵园与祭祀场所，开创了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

为了进一步实现殷墟考古工作的突破，2021年8月-2022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开展了商王陵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用了两年的时间确认了围绕王陵区东、西二区的二条围沟为陵园的隍壕，同时在王陵区东南方向半扇形空白区域，发现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的西周遗址，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专家牛世山介绍，两条围沟围绕在王陵区外围，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证明围沟早于西周早期。

殷墟考古发掘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2022年，考古队分别在商王陵公园墙西南角外、商王陵公园内和商王陵公园内东墙外选4个地点发掘，发掘所见遗存包括商代晚期西周、东汉、宋元等时期，其中发现西周时期的房址3座、墓葬2座、灰坑109个。专家认为，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以围沟外边界为基准，确定王陵区的范围东西560米，南北280米。

牛世山称，以往考古发现的凤翔秦雍城南的春秋时期秦公陵园，在各组秦公大墓周围有隍壕，殷墟王陵区陵墓隍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到商代晚期。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此外，王陵区西部西周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将推动周人灭商以及周王国国家治理方式的研究。

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

初步确认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说明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遗址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中心区位于河泊所村，面积约3平方公里，中心区东北1公里处便是著名的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河泊所遗址于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考古领队、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介绍，2021年至2022年，河泊所遗址发现不同时期的遗迹共计622个，出土文物共计2000余件，根据遗物出土情况，可将目前所发现的堆积分为早（两汉）、晚（明清）两期。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出土了大量封泥和简牍，并发现了道路、疑似的大型建筑基址。

两次发掘出土封泥837枚，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官印封泥，共358枚，占出土封泥总量的42.8%。其次为私印封泥，共248枚，占出土封泥总量的29.6%。另外还有道教封泥4枚，无字封泥45枚，残损严重无法辨别的封泥182枚。此外，考古人员还在南部发掘区的灰坑中发现了简牍。据了解，专业人员针对河泊所遗址的埋藏现状及清理、保存等制定相应的方案，截至目前共清理出2/3，通过红外扫描确认，发现的带字简牍共1071枚，不带字的简牍7619枚。

由于历史记载语焉不详，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一直没能确定。蒋志龙认为，简牍、封泥等重要文书资料的发现说明当时的官署建筑就在附近。从往来封泥和文书来看，该地点在两汉时期承担着沟通周边各郡、联络郡内各县的职能，因此很可能就是汉代益州郡郡治。而出土带字的简牍包括“滇池以亭行”的封检，同时出现“律令”“长官”“始元四年”等字眼，应当是中央和地方往来的公文简牍，说明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建伶令印”封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专家表示，此次的发现以出土文字资料的形式证实了司马迁《史记》记载中关于“西汉置益州郡”的历史史实。在石寨山大遗址的中心及周边区域，通过河泊所台地水系型遗址、石寨山滇王墓地、古城村贝丘遗址，以及此次河泊所遗址系列考古发现，构建了滇中区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商周至秦汉的考古学文化连续演变过程，实证石寨山大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形成发展过程中云贵高原的第一关键节点，同时为置郡之下边疆的治理及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

首次发现一个新的窑业类型

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中缸窑子，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于2017年考古调查时发现，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有窑炉13处。

2021年-2022年10月，为探索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生产的窑业面貌、找寻西夏陵等出土精细白瓷产地等学术问题，此次考古工作发掘了一、二号（Y1、Y2）两座窑炉。Y1与Y2为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用条石垒砌，由火膛、窑室、烟囱和两侧挡墙等组成。

据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朱存世介绍，作坊遗迹两窑炉共用，由储泥池、辘轳坑、釉料缸、存贮间等构成。除釉料缸外，其余均用石块砌筑，保存比较完整。其中辘轳坑内保留了陶车的木轴等重要遗物。另外在作坊区内发现了多个带凹窝的大型粉碎石与石杵，应当是加工石英的区域。窑场外围的山坡上，发现了瓷土矿坑、挖煤坑与石英矿坑，瓷土与燃料均为就近取材。

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瓜棱罐与匣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朱存世称，苏峪口瓷窑址是西夏烧造白瓷的重要窑场，首次发现了一个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该窑主要生产精细白瓷，胎白质坚，釉白温润，透光性超强；工艺采撷两宋南、北各窑之菁华，并创造性地在胎、釉中添加石英，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面貌上以造型与釉色取胜，而少见北方地区流行的纹饰，在国内同时期的窑业中独树一帜。

窑址烧造的产品与西夏陵、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离宫、寺庙等遗址出土的精细白瓷以及建筑构件基本一致，而且多件匣钵上戳“官”字款，专家表示，可确定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

此外，朱存世认为，窑址作为西夏的代表性窑场，在吸收北方传统窑业技术菁华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镇湖田窑、越窑和龙泉窑等窑先进的窑业技术和审美趣向，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窑业类型，充分反映了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张磊 校对 李立军

标签： 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