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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和朋友开玩笑说：我的家就住在船上。因为从西面看我们的房子， 她就像是一艘船， 而我在这艘‘船’ 上一住就是六十几年。”在《我的上海我的家》一书的开头，作者、武康大楼的老住户周炳揆写道。7月30日晚上，周炳揆在武康大楼下的大隐书局举行《我的上海我的家》读者见面会，分享大楼里的岁月往事。

《我的上海我的家》读者见面会

1956年，6岁的周炳揆随父母搬入武康大楼。这幢形如大船的大楼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于20世纪20年代设计，外形为法国文艺复兴风格，是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筑，共九层，楼高30米。周炳揆介绍道，武康大楼的设计理念在当时堪称先进，“设计上已经考虑到汽车可能会进入生活，所以配有一个双层的大型汽车库。此外还有套内的保姆房和保姆使用的公用洗手间。”

刚刚搬入武康大楼时，周炳揆家就在正楼东北侧的车库附有一间位于二楼的汽车间，大约15平方米，用于堆放杂物。1957年，房管处和街道干部找到他的母亲，希望他们能把不住人的房间捐献给生活困苦没有房子住的人，“母亲二话没说，带着我去汽车间，把里面的箱子等统统搬出了。”周炳揆回忆道。

武康大楼在近百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翻新，而在周炳揆的家中，至今没有改动过房屋的任何结构，连墙面都不忍打洞。“武康大楼的设计对于生活的考虑已经非常细致和周到了，”周炳揆说道，他的家里保留了原来的烫衣板、吊灯、门锁等，老邻居们在后来的装修中想要恢复原样，就会到他家里来量尺寸作参考。随着现代生活的变迁，老房子里的一些设施或许不再适用，但是在周炳揆看来，“你享受老房子带来的福利，享受它的宽敞和层高，你也必须要接受它的一些时代局限。”他说道，因为不想牺牲难得的层高，周炳揆一直反对在家里安装中央空调。

在书里，周炳揆还写到，他家正门门框的水波纹玻璃是20世纪20年代原配，一共14块，和一个嵌入门框的木质信箱一起保留到今天，实属幸运。他受到了当工程师的父亲的影响，坚信“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不要去动它”。对他来说，房子的功能除了居住之外，还有对长辈的纪念——保护曾经和将来都不属于我们的历史建筑，也是为了纪念前辈和为后辈留下值得被纪念的东西。

从周炳揆家的窗户看出去，对面就是宋庆龄故居，一幢精致的英式别墅静卧在香樟树、广玉兰树丛中。“有许多童年时代的回忆围绕着故居，”周炳揆写道。他记得，195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故居周围停满了汽车，草坪上摆了小方桌，原来是宋庆龄在家招待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宋庆龄去世后，故居对外开放，周炳揆也曾陪许多外国游客去故居参观。2008年冬天，上海下雪，周炳揆从窗口拍了一张雪中的宋庆龄故居，如今，故居周围的树长得愈发茂盛，几乎已经看不到昔日的洋房。

如今的武康大楼一带已成为上海出了名的网红街区。在书中，周炳揆则追溯了淮海路和武康路过去的风景。比如武康大楼楼下重开的“紫罗兰”美发厅，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容纳了3爿店，其中最靠西面的门面是“天丰笙”百货商店，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足了武康大楼及周边居民对日常用品的需求。又比如，在武康大楼以东的上海图书馆原址，曾经是著名的“可的牛奶棚”，当时透过那里的白色围墙，还能看到吃草的奶牛和工作中的挤奶工，过去的26路电车经过淮海中路高安路一站时，售票员便会报站说“可的牛奶棚到了”。

在《我的上海我的家》里，老建筑的历史在一段段故事里被揭开，周炳揆以“千字文”的方式记录了他眼中的上海，例如生活其中的武康大楼、梧桐树荫下的咖啡馆、兴国路上的小吃摊、淮海路的老店铺等。在他看来，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是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一代又一代上海人，像武康大楼这样的建筑，只有在上海才有意义。如今，武康大楼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来参观，而他希望游客们在这里打卡或消费的同时，也愿意去了解大楼里的故事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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